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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一张1：10000的地图，拉开了“建设新合肥”的序幕。由此开始，合肥乡下的麦田与油菜地里，一批人撸起袖子，决心建一座崭新的合肥。如今，30载过去，春天里，麦田不在，新城已立。这座“新城”，就是如今的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3年，合肥经开区迎来建区三十周年。一座新城，20则故事，终成一本报告文学——《麦田里的春天》。在故事中认知合肥，在回忆中倾听经开。“合肥经开发布”特此发布，以飨读者。    

麦田里的春天

3．冲出十八岗

十八岗有一个收费站，收费站是一个关卡。

这个关卡卡住了进出合肥车辆的车轮，也卡住了合肥开放开发的道路。

确实，在1992年之前，合肥还是一个没有对外开放的城市，外国人要进入合肥还得经过外事部门的审查和批准，外地车辆进入合肥还要先在关卡交钱。

1992年8月国务院特区办在合肥召开“沿江及内陆开放城市座谈会”，8月13日，合肥和沿江及内陆的16个城市被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合肥封闭太久的城门终于打开了。

这次会议像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合肥时不我待的开放开发的梦想，激活了合肥蓄谋已久的工业化之心。这次会议以国家的名义明确了对外开放城市，不仅可以对外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内陆省会城市还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兴办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此时，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墨迹未干，整个国家的创业激情都被点燃了，合肥也被点着了。

合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终于由悄悄地准备，到旗帜鲜明地亮剑出鞘。

1992年底，合肥市正式向安徽省人民政府提交了关于设立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报告，并由省政府上报国务院批准。

1987年合肥提出的“百亿产值”宏伟目标，没人相信，那时候，如果全市只有一个人相信的话，这个人就是钟咏三。工科出身的钟咏三当了市长后在合肥大张旗鼓地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同时，把几十个大小三线的军工企业从大别山里搬到了合肥，搬来的还有成群结队的技术力量和工业产值。5万多人来了，10多亿的投资来了，军工转民用，合肥领先全国一步，超前介入，沿着金寨南路两边迁来的东风厂、皖西机械厂、八二一厂等军工企业迅速拉升了合肥的工业经济总量。本来计划到1994年实现的“百亿产值”目标，1992年已提前实现了，所以，当合肥市提交兴办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报告的时候，合肥已经有了锋芒初露的尝试，报告中的文字激情洋溢，信心满满。

然而，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安徽的政策性回应是：“开发皖江，呼应浦东。”省里把发展工业的重点落在了芜湖，合肥作为全国的科教基地，侧重于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高新科技研发。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科技时代刚刚起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技水平低下，创新能力不强，成果转化能力更弱，“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方向无比正确，但高新科技的产业规模和产值贡献却是长路漫漫。高科技的路得一步一步地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无疑是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加工业，合肥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执着于自己的工业化构思和城市化梦想，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正基于这一现实逻辑而被提了出来。

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拉开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序幕。1984年，大连、青岛、宁波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以及随之设立的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运而生，大踏步走来的中国的工业化时代将取代几千年一成不变的传统农业社会。

到了20世纪90年代，相对而言，保守而封闭已久的内陆城市中，合肥是最早嗅出工业化气息并率先开始工业化出击的城市。

工业化怎么办？

必须像沿海一样建经济特区，拿出最优惠的政策，引进最具成长性的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

早在合肥还没有对外开放的1988年，钟咏三找到合肥市建委分管规划的副主任王迺昌：“你帮我选个地方，我要搞开发区。”

王迺昌一脸迷茫，国家没计划，省里没要求，凭什么搞开发区。钟咏三也没多解释，只是说：“你先到西边看看！”向西的蜀山路刚刚修好，又宽又直的大马路挺扎眼的。

王迺昌带着规划人员转了一圈后对钟咏三说：“西边不行，不靠机场，不靠巢湖，不临水，空间狭小，电力保障也不够。”

最终，开发区地址选定在合肥向南的郊区十八岗、肥西桃花镇、肥光乡的岗冲地带，这里面临巢湖，与肥西县上派镇之间有20公里的广阔天地可供开发，更为得天独厚的是，国家电网要在这里规划建设110万伏的变电所，习友路边还有五水厂，312国道在此有开口，离骆岗机场只有3公里，有水有电，地域广阔，交通便利。选址初步确定后，国家科委和省里要在合肥建“合肥科技工业园”(即后来的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钟咏三却要搞开发区，市委常委会上，时任合肥市委书记的杨永良说：“怎么向省里汇报？”钟咏三想了五分钟，说：“整个叫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北区、南区。”

后来国家科委来审核项目，说南区比北区好。省长傅锡寿在合肥市的报告上批示：“先启动北区，做好南区前期准备工作。”有了省长批示这一尚方宝剑，合肥的南部新城规划步伐大大加快，行动随之提速。

然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从构思酝酿到规划设计直至开工建设，整整用了五年时间，这五年里，合肥发生了许多变故，但建设现代工业化新城的决心和意志从未动摇过。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现代化，合肥就不能算作安徽的中心城市。

合肥的决策者们很清楚，没有首位度，没有辐射性，没有带动力的合肥与省会城市的称谓是不相称的，一个没有产值的全国科教基地也是没有什么尊严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到政府，小到个人，一切以实力说话。

二十多年后，钟咏三对我说：“学深圳不会错，搞工业化、城市化总不会犯错误吧。”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判断，合肥的做法是：说干就干，要干就大干！

邱永汉在中国台湾和日本商界、政界声名显赫，类似“经营大师”“企业家之父”“赚钱之神”的称号有好几个，他不仅懂经营理论，而且是企业经营的实践者，台南就有个“邱永汉工业园”。他在中国台湾和日本有很多投资，按今天的话来说，邱永汉实际上是一个风险投资家。1992年春天，邱永汉率83人的台湾企业家代表团在北京受到谷牧副总理的接见，得知此时邱永汉正率团从四川考察回武汉的途中，钟咏三率合肥市政府一班人马，日夜兼程，赶到岳阳，在一个台商朋友的引荐下，见到了邱永汉，并陪同邱永汉乘船到武汉，钟咏三在船上给武汉市市长赵保江打电话，提前安排好合肥市政府在武汉宴请台湾企业家代表团的准备工作。赵保江是与钟咏三同行的1990年中国市长代表团访美成员，又是清华校友，他将一切安排就绪。

从岳阳乘船到武汉仅有9个小时，合肥市政府连夜在船上的会议室里先放《美丽的合肥》录像，紧接着又举行了招商新闻发布会，邱永汉和台商都很震惊，他们想不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内陆城市居然有着如此强烈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意志，并表现出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

邱永汉终于被这一帮西装领带打得很不规范的官员打动了，他对台资企业老板们说：“你们大胆去投资！”不久后，邱永汉应邀来合肥做了一场报告，而且说服了日本日立建机的株式会长冈田与位于南七的合肥矿山机器厂合资，邱永汉自己还投入了10%的股份。

到了1995年，日立建机终于落户四处招商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独资建立全球最大的日立挖掘机基地，一出手，就成了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装备制造业的龙头和支柱企业。

1992年底的时候，由于有了可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许可，加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和跻身对外开放城市的激励，合肥市对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景相当乐观，甚至有一种终于熬出头来的激动，他们并不知道许多美丽的想象和设计在几个月之后就陷于困境，险遭灭顶。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如同一针兴奋剂注入了这个国家蓄势待发的国家战略中。1992年下半年，全国到处都是工地，土地被连片开发和征用，尤其是房地产业以翻番的速度迅速膨胀，海南、广西北海的房地产业给全国的开放开发提供了令人激动而危险的先例，房地产投资商们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不计后果地四处圈地。他们急功近利的财富梦想放飞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四面八方的土地上，低价位、低门槛招商的合肥无疑是他们嘴里的一块诱人的肥肉。于是深圳建设集团来了，深圳万科集团来了，深圳振业也来了，还有省内外大大小小的炒地皮的投机商们都你追我赶地来了。那时候，招什么商都不如招房地产商，回报高，来钱快，烤熟的鸭子抓到手上就能啃。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虽说在政策层面上允许启动，但不是省里的重点规划项目，全市上下对再造新合肥分歧也很严重，所以，起步阶段，没有资金支持，完全要靠自费开发。然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策划和设计者们在全国开发热的大背景下，依然信心满怀：有的是土地，有的是买土地的投资者，卖了地，就有钱修桥铺路，就可以甩开膀子搞开发了。

深圳建设集团总裁张宝是一个注定要写进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历史的人物，是历史机遇，也是人生机缘，让他成为开发区发展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这位带着两万工程兵整体转业并创立深圳建设集团的张宝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军人。他到了合肥，同行的还有一位国家土地局副局长，张宝说是来顺便看看，但他显然已从新合肥的地图上提前嗅出了土地和财富气息。钟咏三在安徽饭店接待了张宝一行，接待喝茶、吃饭是免不了的，但喝茶、吃饭绝不是因为口渴和饥饿，所以钟咏三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早已忘了，没忘的是，他不遗余力地向张宝推销合肥的低价位、低门槛的招商政策，只要来，地块随便挑，成交最低价。国家土地局副局长也推波助澜地说合肥要在那些麦田油菜地里建新合肥，升值空间很大，值得投资。军人出身的张宝雷厉风行，他被合肥的发展诚意所感动，

“开发区建基础设施的钱我来给，”于是很快就签下了2000亩地，每亩4万，交定金5000万，这5000万就是经开区的第一桶金，也是经开区的启动经费。

在随后不久的毁约风潮中，经开区内外交困，命悬一线，张宝始终没有跟风，没有抽回资金。二十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5000万，这不只是一笔出让土地的定金，更是一笔雪中送炭的救命钱，深圳建设集团直到十年后的2002年才过来正式开发“繁华世家”项目。

1992年下半年，合肥的空气中令人忘乎所以的兴奋情绪四处蔓延，深圳建设集团5000万交过来后，深圳万科也签约了，1000万定金又到账了，还有深圳振业、台湾卓森及华东建材城项目等纷纷签字，定金陆续到账，7000多亩土地没几个回合就出手了，合同金额21.6亿，麦田、油菜地一时卖得红火。

这时候，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没批下来，肥西的地也没征过来，“证”还没拿，“儿子”已经生下来，这既让人兴奋，也让人有些忐忑不安。

然而，更多的是兴奋。杜平太招兵买马的时候，动员精明能干的周玉来开发区：“你去干计划财务处处长，有的是钱，20多个亿，你去给我管！”

谁都不会想到，那时候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投资环境变化太快。等到20来岁的周玉上任的时候，不是如何掌管20个亿，而是到哪儿去借20万回来把工资发了。

1993年1月8号，合肥市政府下发了《关于成立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协调服务领导小组的通知》，市长钟咏三亲自出马，担任组长。眼看开张在即，可经省政府提交国务院特区办的报告时间太短，一时还批不下来。1993年3月11日，合肥市政府向安徽省人民政府请示由省政府批准，同意先行成立省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已经卖出去了，定金也拿了，骑虎难下，无论如何，得先干起来再说。

怎么干？开发未动，基础先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先修一条气派壮观、气势夺人的主干道，要让投资商看到开发区一出手，就是大手笔，魄力、决心、勇气全都体现在这条锋芒毕露的干道上，名字已经敲定——繁华大道。

3月18日，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干道建设指挥部成立，钟咏三依然亲自挂帅，担任干道建设总指挥，一市之长实际上成了修一条道路的第一责任人。

干道指挥部的队伍是总指挥钟咏三拉起来的，副市长邵林生任指挥，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汤宝昌任副指挥，市政府副秘书长、市规划局长、市开发办主任杜平太任常务副指挥，会议明确指挥部工作以杜平太同志为中心，市建委主任李碧传、市土地局局长鲍传才任副指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曾庆嵩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这支队伍中的邵林生是合工大毕业的，他从肥西县副县长直接升任合肥市副市长，是钟咏三看重的得力助手。而干道建设的现场总指挥杜平太毕业于同济大学，是钟咏三选定的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未来的掌门人，鲍传才是土地征管的现场负责人，这三个人是经开区起步阶段的三颗关键性的棋子，他们的进退得失左右着整个棋局。

1993年3月23日，天空中飘着初春的蒙蒙细雨，干道指挥部在肥西县肥光乡二十埠村一农户家的堂屋里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干道建设指挥部成立一室三处，即办公室、工程建设处、材料财务处、规划土地处，同时决定10天后的4月3日，隆重举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干道建设开工典礼。

干道指挥部租了五间民房，红砖灰瓦的小平房外墙上，石灰水刷白，用排笔蘸上红漆写上“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干道建设指挥部”，指挥部从老城区带了两个食堂师傅，支起锅灶，当第一缕生火做饭的炊烟从屋顶上空袅袅升起的时候，干道建设的序幕就算拉开了。许多人后来回忆那天的会议时说，感觉就像革命战争年代里的一次作战会议，农家堂屋里，一张八仙桌摆在中央，与会者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坐在条凳上领命，屋内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和茶水的味道，隔壁磨豆腐的声音隐隐约约，门外的鸡鸭在细雨中觅食，远处是一望无际的麦田。

指挥部命令：10天内必须建好能满足200人就座、面积1000平方米的开工典礼的台子，而且要搭建好四间贵宾专用的临时接待室，组织100台挖掘机、100台推土机，开工典礼一结束，立刻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扑干道建设的麦田、水塘和油菜地。

从这一天起，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终于从市委市政府的办公桌、会议室、文件夹、规划图上出发，义无反顾地冲出十八岗，完成了向南挺进的战略转移。

未完待续